当我谈跑步时，我在谈些什么
一个不写成文字就无法顺利思考的人，想找寻自己跑步的意义，非得动手一个字一个字写出这样的文章才行。
。采访了好几位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逐一向他们提问：在比赛途中，为了激励自己，是在心中念诵怎样一种咒语真言的？这一策划相当有趣。读了之后，我方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当真都在心中想着形形色色的事情，才跑完这42.195公里。全程马拉松就是如此苛酷的一种比赛，不念诵咒语真言，便无法坚持到最后。
剑桥的人听说我要在夏威夷度过八月，都众口一词地表示惊讶：“分明是夏天，居然特地赶到那么炎热的地方去，莫不是有毛病？”他们并不知道，打东北方从不间断地吹来的贸易风（信风），让夏威夷变得何等凉爽；他们也不知道，在鳄梨树那风凉的树荫下安闲地读书，兴之所至便去南太平洋的海湾里游泳，这样的生活，让人感到何等幸福。
为过。 跑步途中，下了一场短暂的雨，那是一阵让身体恰到好处地冷却下来的雨。厚厚的云层从海面上飘来，遮蔽了头顶的天空，下了一阵细细的雨，便仿佛“俺还有急事要办”似的，就这么一去不返了，甚至来不及回眸一顾。于是那永恒的、毫无遮拦的太阳，又火辣辣地灼照大地。这简单易懂的天候中，你找不到难解之处和含混模糊，既无比喻亦无象征。
跑步途中，下了一场短暂的雨，那是一阵让身体恰到好处地冷却下来的雨。厚厚的云层从海面上飘来，遮蔽了头顶的天空，下了一阵细细的雨，便仿佛“俺还有急事要办”似的，就这么一去不返了，甚至来不及回眸一顾。于是那永恒的、毫无遮拦的太阳，又火辣辣地灼照大地。这简单易懂的天候中，你找不到难解之处和含混模糊，既无比喻亦无象征。
跑步，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养成的诸多习惯里，恐怕是最为有益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我觉得，由于二十多年从不间断地跑步，我的躯体和精神大致朝着良好的方向得到了强化。
赢了别人也罢输给别人也罢，都不太计较，倒是更为关心能否达到为自己设定的标准。在这层意义上，长跑方是与我的心态完全吻合的体育运动。
我超越了昨天的自己，哪怕只是那么一丁点儿，才更为重要。在长跑中，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究竟是怎么了？我不愿意承认是年龄的原因。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自己还未有过躯体渐趋衰弱的感觉。然而任凭如何否认它漠视它，数字却在一步又一步地后退。
跑步不再像从前那样，是无限的乐事一桩。在我与跑步之间，这样一种徐缓的倦怠期前来造访了。其间有着付出的努力得不到报偿的失望，有着理应敞开着的门户不知何时却被关上的茫然。我称这些为“跑者蓝调”。
现时的我，还不想将音乐和电脑搅和到一起，就像不将友情、工作和做爱搅和到一起一样。
两个半月减了七磅，腹部一带微微长出来的赘肉也消失了。七磅相当于三公斤多。请想象一下去肉铺买了三公斤的肉，拎在手上走回家的情景，大概就能真实地感受到那份重量。想到一度将如许一份重量揣在身上活着，个中滋味颇为复杂。
跑步时浮上脑际的思绪，很像天际的云朵，形状各异，大小不同。它们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然而天空犹自是天空，一成不变。云朵不过是匆匆过客，它穿过天空，来了去了。唯有天空留存下来。所谓天空，是既在又不在的东西，既是实体又不是实体。对于天空这种广漠容器般的存在状态，我们唯有照单收下，全盘接受。
这种孤绝之感，会像不时从瓶中溢出的酸一般，在不知不觉中腐蚀人的心灵，将之溶化。这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回护人的心灵，也细微却不间歇地损伤心灵的内壁。这种危险，我们大概有所体味，心知肚明。唯其如此，我才必须不间断地、物理性地运动身体，有时甚至穷尽体力，来排除身体内部负荷的孤绝感。说是着意如此，毋宁说凭着直觉行事。
想就河流作一番思考，还想就云朵作一番思考，然而心中却是空空。
在第一局的后半场，第一击球手、刚从美国来的年轻的外场手迪布·希尔顿，打出了一个左线安打。球棒准确地击中了速球，清脆的声音响彻球场。希尔顿迅速跑过一垒，轻而易举地到达二垒。而我下决心道“对啦，写篇小说试试”，便是在这个瞬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晴朗的天空，刚刚回复了绿色的草坪的触感，以及球棒发出的悦耳声响。在那一刻，有什么东西静静地从天空飘然落下，我明白无误地接受了它。
翌年初春，《群像》编辑部打来电话，告诉我“你的作品入围最后一轮评选”，当时我已然将应征新人奖一事忘到了爪哇国，因为每天的生活委实太忙碌。猛然一听这话，竟一时无法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如坠五里雾中：“啥？”总而言之，那部作品获得了新人奖，夏天还推出了单行本。对那本书的评价也算马马虎虎。我年届三十，懵懵懂懂、稀里糊涂、毫无预料地，就成了一名新进小说家。
采用如此零散的方式写作，即便能写出新颖有趣的东西，也写不出内容深刻、意味幽远的小说。既然将当小说家的机会给了我（并非人人皆会碰上这等好运气），我便想尽己所能，完成一本自己也满意的小说，一本就行——萌生这样的欲望原是自然而然。我的确有这样的想法：“肯定能写出气派更大的作品来！”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店铺暂且关门歇业，花上一段时间专心致志写小说。在那个时候，我开店的收入远远高于当小说家的收入，不过，只好狠下决心忍痛割爱了。
跑步有好几个长处。首先是不需要伙伴或对手，也不需要特别的器具和装备，更不必特地赶赴某个特别的场所。只要有一双适合跑步的鞋，有一条马马虎虎的路，就可以在兴之所至时爱跑多久就跑多久。
恰好我家近处有一个日本大学理工学部的操场，大清早那儿的四百米跑道可以自由地（或说擅自地）使用。因此，在众多体育项目中，我几乎毫不犹豫地——也许是别无他选——选择了跑步。
我对于长跑，原本就不觉得讨厌。但学校的体育课，我却从来未能喜欢上它，运动会那些玩意儿更是让人厌恶至极。它们是上头强迫我们做的运动。“喏，跑起来！”逼迫我在不喜欢的时间，去做不喜欢的事情，对此，我从小就无法忍受。反之，倘若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自己想做的时间，爱做多少就做多少，我会比别人做得更加卖力。
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点之前就寝，这样一种简素而规则的生活宣告开始。一日之中，身体机能最为活跃的时间因人而异，在我是清晨的几小时。在这段时间内集中精力完成重要的工作。随后的时间或是用于运动，或是处理杂务，打理那些不需高度集中精力的工作。日暮时分便优哉游哉，不再继续工作。或是读书，或是听音乐，放松精神，尽量早点就寝。
跑步的时候被邻居看到，也觉得有些难为情，就和为那个偶尔加在姓名后面的、带括号的“小说家”头衔难为情一样。
什么都不做也不发胖的人无须留意运动和饮食。并无必要，却去寻这种麻烦事儿做的人，为数肯定不会太多，因此这种体质的人，每每随着年龄增长而体力日渐衰退。不着意锻炼的话，自然而然，肌肉便会松弛，骨质便会变弱。什么才是公平，还得以长远的眼光观之，才能看明白。阅读此文的读者，也许有人抱有这样的苦恼：“啊呀呀，一不小心体重马上就增加……”应当动用积极正面的思考，将此视为上天赐予的好运：容易看清红灯，就够幸运了。
我从来没有向周遭的人推荐过跑步。“跑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大家一起来跑步吧”之类的话，我极力不说出。对长跑感兴趣的人，你就是不闻不问，他也会主动开始跑步；如若不感兴趣，纵使你劝得口燥舌干，也是毫无用处。马拉松并非万人咸宜的运动，就好比小说家并非万人咸宜的职业。
任怎么说长跑和自己的性情相符，也有这样的日子。“今天觉得身体好沉重啊。不想跑步啦。”经常有类似的日子。这时候便寻找出形形色色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想休息，不想跑了。我曾经采访过奥运会长跑选手濑古利彦，在他退役就任S&B队教练后不久。当时我问道：“濑古君这样高水平的长跑选手，会不会也有今天不想跑啦、觉得烦啦、想待在家里睡觉这类情形呢？”濑古君正所谓怒目圆睁，然后用了类似“这人怎么问出这种傻问题来”的语气回答：“那还用问！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那时的重要任务，是向身体发出通知：“跑这么些，是理所当然的事儿。”“通知”云云当然是比喻，如何使用语言去命令，身体也不会这般容易地俯首听命。身体乃是极为事务性的体系，只有耗时费日，断续地、具体地给它痛苦，它才会认识和理解这信息，才会主动地（也许不能如此说）接纳给予它的运动量。我们再一点一点地将运动量的上限提高。一点一点地，一点一点地。别让身体超负荷。
在马拉松比赛中不是跑，而是走，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之前，无论多么痛苦，我都不走，这是我的骄傲。马拉松是跑的比赛，而不是走的比赛。当时我甚至连走都勉勉强强。索性放弃比赛，坐进收容车里得了，这个念头几度掠过脑际。反正成绩已是糟糕透顶，不跑也不打紧。然而弃权我是怎么也不愿意。哪怕爬着，我也想坚持到终点。
运动量不够！运动量不够！运动量不够！
“村上君，你当真打算跑完全程吗？”景山看见我在做长跑的准备，愕然问道。“那当然。我为了这个才来的嘛。” “不过，这种企划嘛，人家一般不会真的跑全程。随便拍几张照片，当中部分差不多就省略啦。哟呵，你倒是真跑啊！” 世上的事儿真是搞不懂啊。这种事儿真的在不断发生。
借用加油站的自来水龙头，将浑身的灼热平息了下去，把粘满全身的白色盐粉洗刷个干净。我仿佛是个盐人一般，全身上下都是盐。加油站的大爷听了我们的说明，剪下花盆里栽种的花儿，做了一个小小的花束，送给了我。“好啊好啊，祝贺你。”异国他乡的人这种小小的关爱，给人刻骨铭心的感动。
肉开始发出悲鸣，也是在这一带。 我并非不擅长跑坡道。一旦路线上出现坡
如此繁多的事情，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处理完毕。为了迎接纽约的比赛，还需积累练习量。简直连“追加人格”都想动员起来帮忙。不管怎样，反正得坚持跑步。每日跑步对我来说好比生命线，不能说忙就抛开不管，或者停下不跑了。忙就中断跑步的话，我一辈子都无法跑步。坚持跑步的理由不过一丝半点，中断跑步的理由却足够装满一辆大型载重卡车。我们只能将那“一丝半点的理由”一个个慎之又慎地不断打磨。见缝插针，得空儿就孜孜不倦地打磨它们。
直到今日，当我于清晨跑在神宫外苑或是赤坂御所周边的慢跑道上时，还不时想起他们来。转过弯道时，有时觉得他们好像呼着白气，正从对面默默跑将过来。经受了那般苛酷训练的他们，胸怀的希望、梦想和计划，究竟都消失到了哪里呢？人的思绪也会伴随着肉体的死亡，草草消逝无踪么？
然而无论在何处，才华于质于量，都是主人难以驾驭的天分。有时我们心想，量颇有不足，最好再增加它一点，或是寻思，节约点儿使，每次只拿个一星点出来，好使得长久些。哪有这等好事！才华这东西，跟我们的一厢情愿毫不相干，它想喷发的时候便自管喷涌而出，想喷多少就喷多少，而一旦枯竭，则万事皆休。像舒伯特、莫扎特那样，或某类诗人和摇滚乐手那样，将丰润的才华在很短的时期内汹涌澎湃地使光用尽，然后戏剧性地逝去，化作一个美丽的传说，这样一种活法固然极具魅力，不过对我们大多数人却不具参考意义。
才华之外，如果再举小说家的重要资质，我将毫不犹豫地举出集中力来。这是将自己拥有的有限的才能汇集，尔后倾注于最为需要之处的能力。没有它，则不足以办成任何大事。有效地使用这种力量，就可弥补才华的不足与偏颇。我每天在早晨集中工作三四小时。坐在书案前，将意识仅仅倾泻于正在写的东西里，其他什么都不考虑。我以为，哪怕拥有横溢的才华，哪怕脑子里充满了妙思，假使牙痛不已，那位作家恐怕什么东西也写不出来，因为他的集中力受阻于剧烈的疼痛。
我认为写作长篇小说是一种体力劳动。写文章属于脑力劳动，然而写出一本大部头来，更近于体力劳动。诚然，写书并不需要举起沉重的物体，也不需要飞速地奔来跑去，高高地蹿上跳下。世间的很多人似乎只看到表面，将作家的工作视为宁静而理性的书斋劳动，以为有了足以端起一只咖啡杯的力量，就能写小说了。试它一试，立即就会明白，写小说并非那么安逸的工作。坐在书桌前，将神经如同激光束一般集于一点，动用想象力，从“无”的地平线上催生出故事来，挑选出一个个正确的词语，让所有的流程准确无误——这样一种工作，与一般人想象的相比，更为长久地需要远为巨大的能量。
我写小说的许多方法，是每天清晨沿着道路跑步时学到的，自然地，切身地，以及实务性地学到的。应将自己追问到何处为止？何种程度的休养才是恰当的，而多少又是休息得过分？到何种程度才是妥当，而到什么程度又是狭隘？外部的风景该撷取多少为好，而内心的世界又该挖掘多少为妙？对自己的能力应该相信多少，又该对自身有多少怀疑？假使当初我改行做小说家的时候，没有痛下决心开始跑长跑，我的作品恐怕跟现在写出来的东西有很大的不同。究竟会如何不同呢？我可不知道。不过差异肯定存在。
世上时时有人嘲笑每日坚持跑步的人：“难道就那么盼望长命百岁？”我却以为，因为希冀长命百岁而跑步的人，大概不太多。怀着“不能长命百岁不打紧，至少想在有生之年过得完美”这种心情跑步的人，只怕多得多。同样是十年，与其稀里糊涂地活过，目的明确、生气勃勃地活当然令人远为满意。
也许，每天看见许多的水，对人类具有重大意义。啊啊，也许有点夸大其词，但对我来说算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若是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水，我便有一种渐渐失去什么东西的心情。同酷爱音乐的人却因了某种缘故长期远离音乐，感觉多少有些相似。与我生于海边长于海边这一事实，或许多少也有干系。
在公众面前发言，同运用日语讲话相比，使用仍然不尽如人意的英语发言，却更为轻松。这大概因为，假如用日语作一场完整的发言，我会被这样一种感觉袭扰：自己仿佛被词语的大海吞噬，其中有着无限的选择、无限的可能。我作为一个文笔家，和日语的关系太过密切了，使用日语向人们讲话时，便会在那富饶的词语大海中张皇失措，沮丧不已。
比赛后好一段时间，心里对跑步都产生了抗拒情绪，曾以为自己再也不干这种营生。然而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准。也许我好了疮疤忘了疼，有朝一日还会再度挑战超级马拉松。明天将运载着什么东西而来，不到明天，谁也不知道。
在四十二公里处有一个标志：至此处，距离相当于全程马拉松。水泥路上鲜明地画着一条白线。跨过那条线时，说得夸张点，我感觉浑身微微一颤。跑过长于四十二公里的距离，我是有生以来的首次。此处对我来说便是直布罗陀海峡，越过此处，就要冲进未知的外海了。前面等待着我的究竟是什么，在那里栖息着何种陌生的生物，我一无所知。这么说不胜惶恐：以往的水手们感到的畏惧，我也将亲身感受。
在我身体的核心，似乎盘踞着一种未尝见惯的东西。并非单单是跑步的意欲有所减退。在丧失了某种东西的同时，一种新的东西在身为跑者的我心中滋生出来。正是这样一种新旧交替的过程，给我带来了这未见惯的“跑者蓝调”。
跑过七十五公里，疲劳感突然销声匿迹后，那段意识的空白之中，甚至存有某种哲学或宗教的妙趣。其中有强迫我内省的东西。也许是因为这个，我再也无法以从前那种不顾一切、单纯而积极的态度面对跑步了。
早晨准备出去跑步而穿起慢跑鞋时，我可以感受它微弱的胎动。在我的周遭以及内部，空气的确开始流动。我愿意精心培育这小小的萌芽。为了不漏过一个响动、不错过一个场面、不迷失方向，我向着自己的身体集中精神。
我是一边写一边思索。不是将思索写成文字，而是一面写文字一面思索。通过书写而思考，透过修改而深化思考。组排了多少文字也得不出结论，如何修改也抵达不了目的地，这样的事情当然也有。此刻便是如此。只能提出几个假说，只好说明几个疑问，再不就是将那疑问的构造同别的东西类比。
这大约就是人生吧！我大约只能原封不动地照单全收，不问根底缘由不管来龙去脉，如同税金、潮涨潮落、约翰·列侬的死、世界杯比赛的误判一般。
我有自己的职责，时间也有它的职责，而且远比我这样的人更忠实、更精确地完成。自打时间这东西产生以来（究竟是什么时候啊），它片刻也不曾休息过，一直前行。
十一月的纽约实在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城市。空气仿佛打定了主意，澄静而晴朗。中央公园的树木开始染成金黄色。天空高不可测，高楼大厦的玻璃奢华地反射着阳光。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似乎可以无穷无尽地一直走到永远。
在练习中也是如此。每当毫不减速地冲进急转弯道，我的胸口都蹦蹦乱跳。如果不能勾勒出一条漂亮的弧线，巧妙地倾斜着身体转过弯道，就会摔倒，要不就撞到护壁上。只能依靠自己，擦边球似的凭着经验寻找临界值。下坡时速度疾快，假如下雨淋湿了路面，更是恐怖。而众人挤成一团的比赛中，错了一步，便会摔在一起。
车身上写着“18 Til I Die”。这是借用了布莱恩·亚当斯的走红名曲《至死都是十八岁》的标题。当然是开玩笑。真想至死都是十八岁，只有在十八岁时死去。
然而今天世界面临的麻烦，或多或少都被记在全球变暖的账上。服装产业的销售额下降，海滩上冲来了大量漂流木，发生洪水，发生缺水，甚至消费品价格上涨，责任大部分要由全球变暖来扛。这个世界需要一个特定的恶人，可以供人们指名道姓，千夫所指：“全都怪你！”
并不是有个人跑来找我，劝诱我“你跑步吧”，我就沿着马路开始跑步。也没有什么人跑来找我，跟我说“你当小说家吧”，我就开始写小说。突然有一天，我出于喜欢开始写小说。又有一天，我出于喜欢开始在马路上跑步。不拘什么，按照喜欢的方式做喜欢的事，我就是这样生活的。纵然受到别人阻止，遭到恶意非难，我都不曾改变。这样一个人，又能向谁索求什么呢？
我仰望天空。能看到一丝一毫的爱心么？不，看不到。只有太平洋上空悠然飘来浮去、无所事事的夏日云朵。云朵永远沉默无语。它们什么都不对我说。或许我不该仰望天空，应当将视线投去我的内部。我试着看向自己的内部，就如同窥视深深的井底。那里可以看到爱心么？不，看不到。看到的只有我的性格。我那个人的、顽固的、缺乏协调性的，每每任性妄为又常常怀疑自己的，哪怕遇到了痛苦也想在其中发现可笑之处的性格。我拎着它，就像拎着一个古旧的旅行包，踱过了漫长的历程。我并不是因为喜欢才拎着它。与内容相比，它显得太沉重，外观也不起眼，还到处绽开了线。我只是没有别的东西可拎，无奈才拎着它徘徊彷徨的。然而，我心中却对它怀有某种依依不舍的情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了形形色色的失误，该拾起来的拾起来，该抛弃掉的抛弃掉，才会有这样的认识：“缺点和缺陷，如果一一去数，势将没完没了。可是优点肯定也有一些。我们只能凭着手头现有的东西去面对世界。”
世间游得好的大有人在，能巧妙地传授游法的人却不多见。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教授小说的写法也很困难（至少我不会），而教授游法之难似乎不亚于它。并不限于游泳和小说，运用陈词滥调、依循陈年老法、教授老生常谈的教师虽然不少，但可以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别出心裁的则为数甚少，几乎没有。
不管怎样，比赛结束了。可喜可贺，我冲过了设在村上市政厅前的终点线。既没有溺水，又没有爆胎，也没被可恶的海蜇螫着，更没受到凶暴的熊的袭击，金环胡蜂也没见着，雷劈也没来光顾。守候在终点的太太也没有发现我令人不快的事，而是温顺地为我祝福。啊啊，太好啦！
就算这是往底上漏了个小孔的旧锅子倒水般的虚妄行径，起码曾经努力过的事实会留存下来。不管有无效能，是否好看，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东西，几乎都是肉眼无法看见，然而用心灵可以感受到的。而且，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通过效率甚低的营生方才获得。即便这是虚妄的行为，也绝不是愚蠢的行为。我如此认为，作为实在感受，作为经验法则。
假如有我的墓志铭，而且上面的文字可以自己选择，我愿意它是这么写的： 　　 村上春树 作家（兼跑者） 1949—20XX 他至少是跑到了最后 　　 此时此刻，这，便是我的愿望。
我敬爱的作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集的标题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被我用来当作了本书标题的原型。谨向慷慨地给予许可的他的夫人苔丝·加拉赫表示谢忱。并向为了本书的完成而耐心等待了十多年的编辑冈绿女士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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